年轻时我曾怀揣作家梦，写下几篇稚嫩的小说。随着结婚生子，逐渐淡忘了这份梦想，认为作家的工作与贤妻良母无异，并因此自我陶醉。很多年中，除了工作需求，我没有再写任何属于自己的文字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写作的渴望又浮现，但自信却随之消逝，深知自己的才华不足，勤奋也不够，对写作心生畏惧。或许，大部分职业都可以选择，唯独写作这条路似乎不是自己可以主宰的，它如同神所选择的圣徒，写与不写、内容与形式都像是命运的安排。1994年，丈夫病重离世，我用四个月的时间写出散文《永远的五月》。约稿的朱伟对我说：“感谢你为读者写了一篇好文章。”作为严厉的评论家，他的话让我意识到我的作品对他人是有意义的。我原本只是希望为自己和身边的人写作，以平复对生命逝去的感受，没想到却获得了读者的共鸣，这成为我继续创作的动力。

这种“共鸣”并不仅仅是赞美。当我的个人化、怀旧色彩浓厚的作品意外地被接受时，我明白了这种写作的深层意义。精神与情感是在交往中形成的。如果我的经历不算浅薄，那是因为我与那些人物和事件的联系十分深刻；人的感觉往往真实而强大，我的文字即使尚显稚嫩，也因生活的丰富而显得有力。我的坎坷和磨难、欢乐与忧愁，都是我的真实感受的体现，超越了文学的界限。正如有人所说，诚实的人有可能是可爱与幸福的，真正的文章则得以兼具价值与美感。我认为文章的好坏与其真实性有关，即便是虚构，其情感的真实依然至关重要。我把对作品的接纳理解为对一段历史的接纳，对作者情感的共鸣。对此，我心怀感激，感激那些尊重历史、热爱生活、敬畏生命的人们，他们的自爱是爱的根基。

这本散文集主要以人物为中心，我所写的人物，包括赵一凡、周郿英以及“今天派诗歌”群体中的北岛、芒克等人，都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涌现的“新人”。“新人”这个概念起源于俄国民主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，其副标题为“新人的故事”，对中国知识青年产生过重要影响。这与另一部影响深远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在理念上截然不同，两者都描写了革命与革命者，却在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视角上大相径庭。前者展示出爱情和自由，而后者则少有个人空间。其作者倡导合理的自利，但防止道德相对主义，并在普通人自私的同时不放弃理想人格的追求。这恰巧为一代怀疑精神的青年提供了思想资源。

相比80年代的英雄人物遇罗克，“新人”的特征在于借助个性张扬方式反抵主流话语，以反传统的作品和生活挑战革命神话。他们站在社会边缘，突显现实的喧闹与浮躁，构成了对社会的意义。这个群体所代表的理想主义与浪漫精神，以及阴郁而理性的怀疑，深深吸引了我。我试图以个人经历为线索，记录那个年代的人与事，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说明事件如何转变为艺术，并探讨这些艺术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中诞生。然而，这些拥有“新人”特质的反叛者仍缺乏足够的成熟人格和精神力量，以保持抵抗者的姿态，承担“新人”的使命。历史的片段如今在一些记忆中变得模糊，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成了彻底被否定的神话。

毫无疑问，我们应该反思！那些过往的信仰是否因为本身的错误而不值得去信？是否因为未能触及其本质而根本无法彻底理解？还是说这是因为不能为自己的沉沦找到合理的理由而选择否定？这是留给每一个曾经反叛者的问题。有朋友曾说我美化了生活，为此我想以“美化，直至死”作为书名。回应这番善意的批评，虽无奈但也是一种孤绝。当你作为女人、母亲在各个角色中面临困境时，如何论证“活着的意义”？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与悲剧的见证者，如何保持内心的清高与平静？而事实上，我们依旧活着。因此，我继续写作——正如史铁生所言。